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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来的历史——读两本政治/行政学术专著有感


高小平

    近读孙宇教授的《现代西方公共行政思想简史》(“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刘杰博士的《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南国政治学人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两本书,仿佛推开了一扇面临时间长河的窗户,百年前的“人”与“思”、“西”与“中”尽在眼前。

    人们都说历史是一部教科书,我觉得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备课认真、善选教材的好老师,甚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长。行政管理这门科学就有两位这样的老师:中国的和西方的历史。

    中国人一贯重视史。历史,在国人的语境里含义十分丰富。一是史实,指人类、国家、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所作的系统记录和诠释。二是史学,即对过去人和事的研究。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史学家。记录并研究历史的书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事实上,中国的史学主要是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研究。因此,对历史的理解又有了第三个含义,这就是写史、研究史学、应用历史,基本上都是说的政治史(包括行政史),或者说以某一类型的政治人物(比如皇帝)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作为历史的主线。

    西方人也重视历史。苏格拉底的学生希罗多德是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希腊史学家,他写的《历史》一书比司马迁的《史记》早300年,是人类第一部完整的史著,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个范式。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政治学”,也是以历史经验为研究的依据,用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方式建立政治学体系,成为比较政治理论的鼻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巨著成为马克思的思想源泉。马克思就特别钟情于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他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研究,特别是他们通过毕生努力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世界史的把握,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和奋斗目标。历史研究不仅创立了他们的哲学,也成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端。可以说,没有历史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我们对历史的敬畏和兴趣,应当提升到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对历史的研究,应当具备了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理性自觉,然后再来下笔。否则,写出的东西必然就是干巴巴的,没有灵魂的,只剩下口号式的。那种文字,看上去是毋忘历史,实际上是刻舟求剑,甚至是背叛过去。

    《现代西方公共行政思想简史》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把公共行政史、行政思想史、行政历史哲学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融合起来研究。作者以公共行政的哲学方法为统领,综合运用理论实证、历史社会学和分析性叙事方法,在人物命运和抽象王国之间信马穿行,游刃有余、放收自如,不经意间建构起西方公共行政史学研究的框架和体系。该著透过历史论,解析认识论,执价值观御方法论研究,取诸学派观点述理论创新,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世界历史图景深入到人们主观境界,建立发现问题、确定阈值与变量间的理性函数、开通假设与证明的研究路径。此为孙著在公共行政历史研究中的创新之一,属于原始创新。究其原因,在于出发点的准确,就是基于从西方古典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成果中,寻找到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之间的脉络,基于对历史中存在的学者思想的理解而不是曲解、分解而不是肢解、绑定而不是绑架,于是在历史上活跃的人物重新在她的书中活了起来、火了起来。那是因为思维成果如同葡萄,有了葡萄藤,提起来就是一大串,不像单个葡萄互不联系,每次只能抓到几个算几个。

    《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则与孙著不同,功夫多下在原始文档的挖掘上,无偏见、不附加、求一得,看似没有以论带史的高度,却暗藏拨乱反正的玄机,表层是文献梳理和版本对照,里层则是思想发展历史的追踪,核心还有中外比较的内涵。从19世纪末的翻译国外政治学著作,到1905年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作的8次讲座,1906年汇编后以《政治讲义》为题公开出版,1910年梁启超出版的《宪政浅说》,再到1915年中华政治学会的创立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的创刊,刘著勾勒出早期中国政治和行政研究的脉络,探寻出近代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思想源头。此为刘著在政治学史研究中的创新之一。究其原因,在于传承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进路,通过清算若干前贤的学识,发现他们之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提取了系统阐述自己主张的学术机会和社会担当。刘著具体说明了中国政治学开端的几位大咖,他们在传播西方政治理论、力求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的平衡木上求立足和前行,也就自然说清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学的理论来源和科学基础,并暗含了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吻合之处,暗含了于史学研究中寻求可供发展中国行政科学可供借鉴的点位,也就必然让人想到当代政治学人肩头的历史使命以及自己工作的革命性实质。

    读孙著和刘著,感受最深的是扎实的学术根基和鲜明的反思精神。这体现了两本书对现今混沌、焦虑、浮躁的学术之风的某种清算,也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某些突破。孙著在第五章“公共选择和立宪经济学的公共行政”中,剖析了公共行政之所以会出现“范式之争”,之所以会出现公共行政“要么是科学要么是艺术、要么是理论要么是实践、要么是技术要么是专业”的困惑,在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对自由、民主、效率、官僚制以及等级制的组织安排的批评和反思,并没有改变公共行政思想的贫乏、行政实践的迷茫、政府规模的扩张以及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和紧张”这个原因,并挖出了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见孙著139页),这就比简单地罗列“范式”深刻得多、现实得多。这样的分析,在孙著中很常见。概括地说就是将诸学派研究进行整合,找到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与行政学在思想历史体系和方法论上的聚焦点,使概念、过程、模型三位一体,且人文感怀与理性求证兼济。孙著是这样,刘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为他们二人的创新之二,应该属于集成创新。

    孙著和刘著对历史的描述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各自做到有头有尾,而又综合递进,将特点和属性做了深入的讲解,实现行动、案例、文本和调查统计等研究方法的优点放大,结论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但无声胜过有声,往往不经意中流露出惊人的发现。孙著在第六章中通过分析明诺布鲁克传统与黑堡宣言,借巴洛维茨之口说出了一个道理,“要提高公共行政的生存能力,并扩大它的服务范围,这一学术领域必须将焦点转到政府最重要、最独特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研究甚至不为人知的职能,这些职能存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之中”。(见孙著169页)刘著在大量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离不开社会的支持”,“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同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的发展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努力遵循学术成长的内在要求”。(见刘著147页)此为二人的创新之三,属于方法创新。

    两书也有不足。孙著在行政现象与史学之间合理性关系的研究方面还稍显薄弱,刘著虽然意识到了“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提供晚清和民初实力到底体现在哪里的答案。行政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有了哲学的背景性衬托而显现历史场景的宽广;行政历史哲学、政治历史哲学,有了实践的展开而得到理论的丰富和逻辑的贯通;真正的受益者或许不是史学和史哲学成果本身,而是第三方——研究者和读者。这是白璧微瑕,并不影响两本书已经具备的价值。

    有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走过来的现实,现实是走过去的历史。走过来,将她敬若师长,还是鄙为微尘,这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走过去,或许披了一身彩霞,或许不带走一片云彩,关键在于有没有留神、关注。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走出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和现实,而是被理解和把握了的历史,是赋予了历史感的当下。通常说,科学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著述已经不少了。但是,把走过来、走过去、走出来合而思之的实在太少了。怀揣现实走进历史不易,从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更难。

    走出来,不仅要把现实当做历史来客观地看待,不必把古人看成一定比今人差;还要把中西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打通起来看,不必过度区分什么你的我的、土的洋的,更不要一会儿妄自菲薄,一会儿妄自尊大,莫衷一是。历史就是一部完整的大书。国家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冲突,在走出来看的图景中,类似于“十里方言便不同”,类似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能忽略,但也没有必要夸大。

    走出来,还要有自信,不必怨天尤人。我国的现代政治、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研究的“短板”很多,不能嗔怪这些个学科太过年轻,还要追究学术研究有没有真正钻进故纸堆里去,有没有再从故纸堆里走出来?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学术个性和专业性?还要追问我们到底打算在这方面想干点什么,体制性记忆如何,是不是得了健忘症?如果这些问题考虑不透,那么我们还不如回过头来看看世界和中国,毕竟政治和公共管理的实践每天都在比一百所大学、一百个政客更有力地推动着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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