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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年会之二: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务服务创新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就、问题和路径论析

唐琦玉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

    1、转变职能,突出政府服务重点

    (1)厘清政府职能内容。厘清政府职能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2)进一步简政放权。当前简政的改革方向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事项,减少直接管理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都不应设立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其次是放权。就要相信市场,相信社会,相信地方政府,放权给市场,放权给社会,放权给地方政府,给市场和社会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程度上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3)完善公共服务职能。首先,搞好顶层设计。制定实施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与质量标准,并确定公共服务提供的人员配备、设施、设备、日常运行费用等各项标准,特别是制定实施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适应新型城镇化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建设标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基本公共服务可衡量、可评价。其次,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模式,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2、深化改革,健全政府服务体系

    (1)明确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政府部门既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和社会治理的责任者。要重新划分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明确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的支出责任,不仅要明确各级政府各自负担的比例,而且要细化到支出项目,对于利益外溢比较多、能够体现公平的价值取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要大一些;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要多负担一些。保证所有的城乡社会成员,无论其居住地在哪里,都能普遍享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2)形成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模式。政府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部门可依照“掌舵而不划桨”的原则,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引入市场竞争,规范有序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形成公共服务多元参与、多中心供给机制,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体系,激发经济社会活力,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老百姓公共服务需求在数量、质量、内容和结构上相适应,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3、完善评估,提升政府服务成效

    (1)牢固树立科学政绩观,明确公共服务绩效“为何评”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要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绩效,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2)制定估价标准体系,厘清公共服务绩效“评什么”的问题。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3)建立多重评价机制,解决公共服务绩效“谁来评”的问题。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必须明确谁来评价的问题,它决定了评价是否全面、客观、公正、准确。针对上级部门作为单一政绩评价主体产生的封闭式的“官评官”的评价机制,应该引入“360度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理论,设立多元公共服务评估主体,破除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中的执行者虚位困局,实行上级组织、社会公众和第三方组织(中介机构)这三个评价主体对政府公共服务政绩进行多角度的考核评价。将社会公众和第三方组织(中介机构)引入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主体,多角度的评价更能真实地反映其公共服务绩效水平。

    (4)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规范公共服务绩效“如何评”的问题。必须完善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规定》,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管理的法治化程度,依法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绩效评估管理主体、主要内容与具体形式、评价标准与评价程序、组织实施、效能申诉与结果应用等重大问题,做到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管理健康发展。

    (5)建立评价信息平台,让公众了解公共服务绩效“怎么样”的问题。便捷的信息交流反馈机制,是开展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基础。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所需要的信息量大,涉及的部门多,这就意味着各种信息应该在政府、社会公众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与沟通,而不仅仅是在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公共部门内部之间的信息沟通,都要求信息沟通具有畅通性。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灵活、便捷、高效的信息处理、转换平台,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成本,提高评价效率。同时,只有将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结果和各级干部的奖与罚、贬与升密切联系起来,才能让各级干部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真正重视起来,才能让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目的落到实处,才能把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湖南“四化两型”、“三量齐升”和科学发展上来。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应突出体现激励与约束的功能,即把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干部考核监督、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程序公平和参与正义:论地方政府对人大质询的回应

蔡英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织部


    积极回应:地方政府应对质询的应然路径

    1.树立法治观念,派员答复质询

    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意识到,依法接受质询则是行政机关的义务,任何地方政府不得推辞。地方政府要认识到,质询只是法定程序,目的并非就是跟政府过不去,初衷也并非是要罢免谁,而是要督促鞭策。因此,要树立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以超然姿态和平常心面对人大质询。

    人大监督政府,保障决策和执行的程序公平;人大与政府合作,持续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有观点认为,“质询、调查等监督手段属于人大对政府的亮剑,决不能轻举妄动” ,这或许是出于现实的谨言慎行,却并非负责任的态度,对政府的放纵乃至娇惯,显然会让行政权忘记自身的服务角色,导致权力失去监督而并不可取。由于人大会期普遍较短,政府在接到质询后,要迅速与人大协调沟通时间,保证代表质询权的行使。书面质询要安排专人沟通和送达,能够及时答复的迅速反馈,不能答复的要解释清楚原因;口头质询需要现场答复的,则尽量派行政首长或一把手答复。地方政府回应质询要实事求是,不避重就轻和只讲成绩不提问题;主动坦陈工作中的问题,让人大能够切身体会到地方政府的处境;回应过程中要理性解释,避免与人大代表冲突;回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对抽象的政策也主动回答;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信息可不予答复。

    2.主动接受监督,及时有效沟通

    实际上,当前人大监督政府在理论上先天不足,在实践中也施行不多;更遑论地方政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首先就缺乏自觉性,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实际上是对法治口号的嘲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主动接受监督有法可依,但无章可循。越是现实中存在的空白点,说明可为之处越多,可创新的途径也就越多。缘于地方政府接受质询主要限于人大开会期间,平时接受质询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地方政府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增强全方位、全过程、无死角的监督,地方政府决策时,可邀请人大审查程序是否合法合理。

    沟通是双向的信息传递和理解互动,有效沟通是彼此信任的基础。地方政府要保障人大的知情权,及时通过信息简报、政务公开等途径定期向人大通报辖区内的行政事务;同时,政府也要主动按照法律向人大汇报,摸清彼此的需求;增强政府的透明度,邀请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等,尝试建立党委、人大与政府之间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增强沟通信任的途径。有些质询是针对某项议题,可能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如河流污染可能涉及环保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和水利部门等,这就需要有创新之举,撮合地方部门联合答复质询,实现有效答复质询。

    3.程序审慎严谨,回应过程公开

    权力运行总有边界,在缺乏监督的情境下,难免会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众怨声载道。因此程序合法合理就走向前台,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应实行回避原则,避免自我监督、抹不开面子等现象;另有地方人大徒有其表,譬如湖南衡阳人大集体贿选,此种情况对政府的监督效果可想而知。由此而言,质询要恪守程序,即便人大代表沦陷,行政权也应维护公共利益,在自觉自律和严谨审慎中秉持公义。

    “自然正义的准则要保障法律秩序被公正地、有规则地维持。”质询的公开实际上是接受民众监督,赢得理解认同。依理而言,政府有义务向公民告知行政职责、权限划分,但由于门类划分过细,即便作为相对专业人士,也难以窥探其详。行政职能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比比皆是,譬如开车遇到“疑似”碰瓷应该拨打110还是122?道路标志不合理,是该找公安局交管局,还是交通局(委)?这些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根本不会知晓;即便身处其中,对别的部门职能也未必尽然了解;公民只能依托人大来进行监督政府行为,要求质询过程公开。地方政府要认真配合,对质询的内容、形式、受理过程、结果反馈等都要通过政府公报或网络公开;除非当事官员要求,否则一般应通过电视现场直播等予以公开,不怕露丑、当众亮相、接受检验。质询答复一般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如果实在难以答复的,则应与代表约定答复时间,以此表现政府的诚意。

    4.营造合作气氛,邀请民众参与

    当前人大质询频频缺位,民众关心的问题难以见到人大身影,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沟通渠道;有时是媒体一马当先的问责,有时闹到民众散步的僵局,譬如河南一条路修了多年还没有回音,无论是怒江水电站建设、四川什邡案例等等,民众意见很大却无济于事,如果政务公开靠新闻关注来推动,也未免是一种悲哀。因此,地方政府要与人大积极互动,主动邀请媒体监督、民众参与,避免与社会观念互相抵牾。从回应技术来讲,要以人大代表听懂的形式回答,态度要率真诚恳,回答言简意赅。当然,地方政府回应质询也并非一定要唯唯诺诺或一团和气,也可以有合理的交锋与过招;意见不同可以合理解释、有效讨论、交换看法,对专项问题深入分析探究,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政府要揭开神秘面纱,通过设立发言人、网站公开、政务公开等形式与民众互动,寻求社会理解与群体认同,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民意见。,要及时吸纳普通民众参与决策。以此修正质询可能造成的失误。在各方达成共识的理性选择下,参与制民主能担当此任。通过公众的自愿参与,可以保证决策执行效果的最大值,并及时发现决策的不足或错误,便于决策者适时进行修正,为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延续保驾护航。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行政机关及其行为

刘福元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一、行政自我规制:政府柔性执法的决定因素

    第一,行政自我规制为柔性执法提供了内部动力。之所以说行政自制与柔性执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部关联,乃是因为:(1)柔性执法及其制度规范设立和实施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自身,而非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立法和司法机关等其他外部主体。(2)行政自制所控制和规范的对象是行政权,其目的之一是减少乃至于避免对相对人权益的侵犯。而在政府柔性执法过程中,行政自制首先有助于行政机关规范其执法行为,并在柔性手段可能实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减少强制手段的实施,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相对人权益受损的情况发生。(3)行政自制所指称的是行政机关本着善意行政的愿望、以服务相对人权益和社会公益为目标主动实施行政行为,在这一动机之下,柔性执法是最为有效的可选择方案。

    第二,创新能力培养为柔性执法提供了人文基础。从本质上讲,“行政可以在任一或所有的必要维度上创新”:对于政府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变革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惯例。只要有一个不完美的政府,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理想的治理形态。”比如,“革新性”(Innovative)被认定为公共部门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的7项最佳实践标准之一,“创新的能力”亦被认定为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目标之一。而发自于公务员个人的管理方式创新亦需遵循合理的步骤和方案。

    第三,执法队伍建设为柔性执法提供了素质保障。为确保柔性执法的正确实施并推动执法质量的提高,行政机关还应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文明执法的队伍。我们认为,执法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于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公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鲍曼(James S.Bowman)将技术水平、伦理道德品质和领导能力称为公务人员所应当具备的“技能三角”(Competencies in public service),这是其实现高素质执法的基础条件。在执法过程中,公务人员“必须不断地致力于改进自己的方法,必须不断地检验自己的主张和观念,以确定哪些方面需要改变”,而培训的内容则不仅应当包括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应当贯彻相关情景中的行政伦理,让公务员在柔性执法过程中能够始终以服务公众、促进公益为最终目标和归宿。

    二、制度建构:柔性执法过程的规范性约束

    第一,构建柔性执法制度有助于推进行政法治。一方面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法制中也应当灌注法治的理念。“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意识,包括一般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的各个门类;其次是法律制度。这两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制度总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柔性执法制度中也必须包含行政法治的指向,只有以行政法治的观念来统摄柔性执法制度,才能防止其制度文本流于形式,变成可有可无的“行政参照”;而行政机关对其严格执行、公务人员对其切实遵守,才是柔性执法真正走向行政法治的衡量标准。

    第二,构建柔性执法制度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法国行政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曾经断言:“行政制度主要是起稳定性作用的”,而这种稳定性对于政府柔性执法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柔性执法本身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行政情景随机应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不存在那些较为固定的情景,如果每次遇有相同或类似的情景都要重新构筑柔性执法的具体步骤,则会是一个较大的成本浪费,也无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通过制度将相似的情景固定下来,就会使公务人员每遇有这些情景就能方便、快捷地采取制度中已经固定的应对方式,不仅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试错成本——“如果一种需要是始终存在的,集合体满足它的方法就会发展成为不断重复的活动和程序。经过不断的重复,在某一阶段上,它们就会为大家所公认,并被赋予正式的组织机构。简言之,它们被制度化了。所谓制度,就是在群体满足公共需求的重复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程式化的行为模式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柔性执法的制度化实践实际上与行政惯例有着相似的功效。

    第三,构建柔性执法制度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构建柔性执法制度一方面是将这种执法行为固定下来,赋予其相对于强制执法的优先性,成为行政活动中的必然事项而非可选择事项;另一方面则是对柔性执法的方式、步骤、程序等进行约束和规范,防止其侵犯相对人权利、损害相对人利益——尽管相对于强制执法而言,柔性执法很少有可能侵犯相对人权益,但那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行政机关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错误的行政指导,相对人又接受了指导,结果就会使相对人遭受损失。单就后一方面而言,柔性执法的制度化与其他行政法律制度并无差别,都在于发挥其规范政府行为的功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行政权的进入与退出、设定与撤销、强化与弱化需要实证分析。如何建构合法、合理、有序的法律制度是关键。只有制度设计合理,才能保障人权,才能实现行政权公共效能的最大化,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公正。”构建柔性执法的制度规范,也同样是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来发挥保障相对人权益、提高行政权公共效能,并及时纠正柔性执法行为所导致的相对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失衡之功效。




公民问责与政务服务的同步创新:我国地方电视问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黄建伟 陈玲玲

江西农业大学



    我国电视问政的长效治理路径

    (一)强化政府的职责,推动电视问政的规范化发展

    政府问责制度是实现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建立政府问责制意味着政府行政过程公开、民主、透明的形成,为民众提供一个合理、合法、及时、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从我国现推行的电视问政来看,电视问政容易流于形式,成为政府官员作秀的平台。为此,这就要求强化政府的职责,建立政府问责制度,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切实解决民众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人民办实事,贯彻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在电视问政中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是政府失责行为所引发的问题,政府应自觉地承担责任,事后积极整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对人民负责。鼓励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并及时问责,推动责任型政府的建设,实现电视问政的规范化发展。

    (二)畅通群众的多元化参与渠道,促进电视问政的常态化发展

    纵观我国的电视问政,其应是以公民为问政主体,即主要发问权最终掌握在公民手中,然而当前我国问责权力机构主导着电视问政的进行,群众参与不充分,妨碍着电视问政的常态化发展。因此,为实现电视问政的常态化发展目标,就必须畅通群众多元化参与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数字媒介及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电话、广播)等多渠道发动广大群众收集各种切合民生实际的问题作为问政的主题;创新电视问政的节目形式,举办便于群众参加的问政节目,从而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电视问政;完善线上线下、手机App渠道,鼓励公民通过手机参与电视问政反映的有关公共问题的讨论;健全各种面向公众的听证及会议制度,注重利用体制规范后期问责及绩效的评估。这对于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政府行政的效能,实现电视问政常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健全电视问政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电视问政的制度化发展

    电视问政作为官员、媒体与公民三方平等交流的互动平台,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短暂,规范其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责任政府必然是法制政府,因此,实现电视问政促问责应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健全情报公开制度,监督政府的行为;建立行政程序制度,将公民的话语权以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在政府中心工作之中,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尽快制定《新闻媒体监督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推动电视问政遵循相关的法律制度,实现政府行为的合法化,实现电视问政的制度化发展。

    (四)完善电视问政的后续问责机制,实现电视问政的长效化发展

    从我国各地电视问政的实践看,我国电视问政有不少建立过后续监督机制的案例。例如武汉电视问政的“期中考”跟“期末考”过后,落实问政问题的后期整改;丽水电视问政把政府履诺情况与政府绩效考评相挂钩;长治电视问政后深入农村调查,及时解决民众反映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期监督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电视问政的长效监督问责机制尚未建立,很多地方的电视问政过后,政府并没有很好履行“马上办”的承诺或者处理的效果不明显等。所以,建立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共同监督的后续问责机制,鼓励三者积极反映问政问题的实际整改情况,对政府问题整改情况展开调查,对问题整改效果不明显,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不仅与政府的绩效挂钩,同时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实现政府问责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电视问政成为一种长效监督的机制。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及其出路

张 桥

福建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完善网络反腐的思考

    1、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确保网络反腐的有效和有序

    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效和有序的保障。而当前我国网络反腐一方面处于一种民间游戏状态,缺乏有效权威;另一方面我国网络反腐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但找不到裁判依据,导致网络反腐的无序状态。因此,对于完善网络反腐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让网络反腐有效和有序。

    在具体立法实践中,一是加强网络反腐公法的建设,对网络反腐的性质、作用、方式以及手段等问题进行实体法律法规建设,确定网络反腐的法律地位,确保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力,也为政治权力进行合理规范网络反腐提供法理依据。二是推进网络反腐私法建设,主要完善网络利用方面的法。对网络反腐主体、客体、载体各自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的边界进行界定,对恶意发布虚假信息诬陷诽谤他人、危害国家安全的、对网络反腐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的制定法律裁判标准,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滥用网络反腐和破坏网络反腐的行为。

    2、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支持,使网络反腐制度化

    网络反腐要在反腐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探索网络反腐地规律,培育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具体机制,逐步向网络反腐制度化迈进。

    一是构建制度化的网络反腐平台

    当前一般通过两个平台:一是直接到官方网络反腐平台;二是到民间性质的网络反腐平台,出现网络反腐双平台运行的状态。客观上,两个平台各有特色和优势,同时也有明显的不足:官方网络反腐平台反应慢、透明性不足,公众不原意;民间性质的网络反腐平台无序、难控,公权力不原意。要规范网络反腐的平台建设就要整合两个平台资源。根据当前实际,建议官方网络反腐机构应主动建立更加有效的涉腐信息采集平台,可以在作为网络涉腐信息重中之重的主流知名的民间性质的网络平台开发公权部门网络反腐信息举报平台,既实现吸引公众参与也实现公权力意愿。

    二是构建制度化的网络涉腐舆情处理机制

    在现有情况下,建立专门机构整合纪检、监察、反贪局、司法、公安、宣传等公权部门的职责,专门负责网络涉腐舆情处理,以避免都管和都不管的混乱状态。首先,建立网络涉腐舆情分析系统,从海量的网络涉腐信息中及时正确地收集到目标信息,过滤、屏蔽掉虚假非理性信息,对涉腐舆情进一步分析和统计形成舆情简报,实时监测网络涉腐舆情的动向和趋势。其次,完善网络涉腐舆情查处和反馈机制。坚持及时回应、及时反馈。对网络涉腐舆情简报信息及时进行查证,属实的查处,并及时公开公权部门的态度和调查情况防止网络舆论异化,对虚假信息及时澄清,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由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很快,所以对网络涉腐舆情的查处和反馈的时间越短越好。

    三是构建网络反腐联动机制

    网络只是一个技术工具和平台,没有现实监督的回应和介入,网络只是“自拉自唱”,收效甚微。如何实现网络反腐与现实监督体制的对接是网络反腐能不能发挥作用和发挥多大作用的关键。首先,按网络反腐对腐败的作用机理要靠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引发权力高层的应对以维护权力的形象,改变博弈过程中的力量失衡。其次,网络反腐是非权力反腐,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具有间接性,需要公共权力部门发挥作用。当腐败曝光后,对腐败有没有追查决定了网络反腐能不能产生效果,对腐败的追查便成了网络反腐的关键。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官本位等政治文化余孽依然存在,才会出现网络把腐败曝光后,权力机关对腐败的漠视甚至包庇,没有部门对腐败进行查处,这对网络反腐的功效大打折扣,变相支持了腐败。因此,要构建“曝光——追查”的运作机制,加强与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的的网上网下协作,构建网络反腐与权力机关互动与合作的全方位立体式反腐格局,让腐败一经曝光都会有水落石出的追查结果,提升网络反腐的实效。

    3、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网络反腐提供现实社会政治资源

    网络反腐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让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参政议政,表达政治价值、政治抱负和政治信念,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网络在信息交流上空前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所带来的自由和平等感,便对基于人类的民主化理想产生了天然的联系。但必须清醒地知道,由此产生的民主只能叫做虚拟空间的初级民主,要真正实现网上网下的民主还有待继续探索。

    民主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是网络反腐作用发挥存在困境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当前,首要的是返政于民,完善民众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制,让民众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权力机关运行,形成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良好政治文化氛围,为网络反腐提供社会政治资源。让民众对公权力运行能有效的监督的前提是建立在民众知情的基础上,知道真相即实现民主政治的常态——政务信息公开、权力阳光运行。一方面以正确的、全面的、权威的信息为网络反腐提供依据,减少网民因权力运作的隐蔽性造成的对政府行为的误解和理解偏差;另一方面让那些想利用网络扰乱民意之举徒劳,流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公开。

    政府作为社会中最大的信息资源占有者,应该在各种信息中树立权威信息源,提高网络反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让网络反腐更加畅通。同时在网站上对涉腐问题表明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为网络反腐提供制度化出口,让民众不至于走向盲目。这一方面西方国家已实践并有成功经验值得参考。





网络广告的行政监管策略研究

周丹 马思佳 李雨嘉 汪冬梅

中央财经大学

冯海旗

北京理工大学


    行政监管策略与方法研究

    1. 创新监管模式,完善网络广告监管策略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网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虚拟性,不似传统广告那样有具体的形态,更找不到实际的地址,因此在进行实际监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无从管起”的难题。传统的地域广告监管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网络广告。如有些违法广告的当事人善于利用网络隐藏自己的真实所在,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往往不在同一行政区域,即使执法人员发现违法现象,若不能及时处理,广告发布者很可能及时更改或删除广告中的违法内容,使得执法人员难以固定违法证据,无法对广告主进行查处。

    然而,如果让工商部门对广告发布者及其发布的广告等各个逐一进行审批,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更有效的实施监管,应创新监管模式,完善网络广告监管策略。

    第一,严查广告发布者身份的真实性。广告发布者或用户在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注册时,应自主提供有效材料证明身份真实性。若为个人,需提供已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正反面照片,及本人手持证件的照片或视频。若是公司,除了填写公司名称、地址、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还需提供的营业执照照片,或纳税单等能证明企业真实存在的证据。

    第二,严格控制广告发布流程。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不能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而将广告发布机制设计得十分便捷,如仅通过选择广告类别,填写相关详情,即可发布;而应该严格把控广告发布流程,严格审查广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审核公司名称、地址等,并请广告发布者提供广告宣传中涉及到的企业资质、商标认证等证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现场取证,可对广告发布者进行当面询问,对广告内容真实性(如房屋广告)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书面记录,以形成有效证据链,减少其虚假的概率。

    第三,确认管理者和广告发布主体。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明确说明,“对违法广告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异地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有困难的,可以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违法情况移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

    又根据新广告法的规定,如若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上的广告信息出现偏差,甚至虚假的情况,如若网站不能找到广告主或者广告发布者,则网站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不可推脱。工商部门可依法对其实行罚款等处罚手段,也可告知媒体进行报道,以防再有消费者上当受骗。情节严重者对其实施一段时间内封IP的处罚,使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与广告主承担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强化其责任意识。

    2. 建立网络信用体系,实施信用监管

    目前,网络信用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主体虚假或不明,如有些广告发布者自称“某公司”,然而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并不能查到相关信息,这类广告主一般都会存有某些不良动机。二是客体虚假,主要指网络广告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虚假,与实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三是行为违法,如某些广告主利用网络进行违法交易。

    为了便于管理、及时追责,建议工商管理部门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系统,按时收集并评定每个广告发布者的信用等级;同时建立起信用黑名单,将有发布违法广告历史的用户资料、IP地址、发布来源等信息计入其中,限制其发布行为。当再次出现违法行为时,可及时追究其责任并第一时间封禁违法广告。

    3. 运用信息技术的改进监管措施与方法,提高监管效率

    (1)对于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广告质量良莠不齐及自身技术水平和监管能力不达标的情况,建立网络广告监管系统,建立网络交易与信息服务违法违规知识库,帮助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对用户进行管理和技术筛查,使不良信息不能发布,大幅度降低不实不规范信息的比例。

    (2)利用计算机技术提高信息采集、管理、分析能力,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通过与其它相关系统(如互联网信息监测系统、工商企业注册信息系统、征信系统等)进行信息共享,提高综合监管效率和能力,使计算机技术更好的服务于行政管理。

    (3)建立工商信用档案,实现各部门档案的共享。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广告主体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方案。逐步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制度、“褒奖守信、惩戒失信”的奖惩制度,扩大信用档案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4)运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收集和分析互联网平台运行中的热点问题,研判市场发展趋势,使监管建立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之上,从而提高行政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执法水平。





我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扭曲现象及其克服

范 义

甘肃行政学院领导科学研究中心


    一、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中扭曲现象的克服断想

    —— 关于宪政,理性地说,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伟大实践和创造。这些伟大的实践和创造有着意识形态的外壳,更重要的它是用来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就民主而言,无论它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多少种形式,都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政权的合法性;二是是公共政策的社会适应性。前者我们称之为程序民主,后者我们则叫它实体民主。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治经济”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依法执政”理念的提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提出及落实,我国宪政制度要素的增长已形成趋势,或者说,中国政治体制中规范性因素不断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国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形式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形式。当代中国当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公共权力的制度形式。同时,宪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有着自身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宪政可以成为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进而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的科学化、普遍性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政府的制度创新,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通过修改宪法和现存制度的盘点、整合、论证,作出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创新制度的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促进创新。

    —— 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创新。

    —— 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

    —— 通过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堡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

    —— 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创新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要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

    —— 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

    二、要把优化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趋向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优化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政府改革的深化,是我国政府当下制度创新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关于权力的自我革命,目标是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实施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政府改革的最新动向和最新的路径,对于优化政府流程、提升行政效率发挥着积极功能。

    当前,在实施权力清单制度上,要在着力解决好实施的动力机制上下功夫。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应出台推进权力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公民参与以形成对政府行为的倒逼机制,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对不依法清理权力、不按时公布权力清单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惩处。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权力清单制度与法律法规衔接的问题,建立由相关专家与人大代表、政协组织、群众等组成的评议载体,将人民代表大会对权力清单的确认作为确权的关键环节。同时,还要出台《政府权力清单条例》,全面规范权力清单制度以及明确界定权力清单与法律的关系。以更好地优化政府制度管理生态,努力实现政府行政的法治化和高效化。





朝向“一带一路”的政府职能的服务转变理论

孙圣勇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一、政府服务职能的路径

    (一)依法服务

    依法服务“体现出我国的改革趋向”。法律知识的普及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这是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依法服务就是保证行政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经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为政府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掌舵服务

    政府职能必须转向掌舵服务。公务员的第一作用是“帮助公民阐述并实现共同利益,而不是控制社会”。首先,正确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两手并用,这是转变的核心,政府远离微观活动,提高宏观调控质量,政府职能权限的明确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前提。政府要真正向市场放权,给予市场一定的权力,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政府要做的是为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优化环境,提供政策支持、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外在的支持,而不是参与到生产经营环节中去。

    “一带一路”不断实施,政府要不断明确职能边界,防止权力的越位。“一带一路”发掘市场潜力,推动市场开放,促进高效配置资源和市场深度融合。政府发挥作用的同时,主要坚持市场运作,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

    (三)组织服务

    通过“重新确定目标”推动机构改革。政府人员与议事协调机构要精简规范,严格控制人员编制,进一步实行大部制,减少审批,减少层次,降低成本。“一带一路”推动政府优化产业链分工,推动产业链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同时优化海关监管。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新增长点。此外,推进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

    (四)政务服务

    服务宗旨是“电子政务建设目标”。政务服务具有浓厚的政策性,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政务服务的重视是搞好政务服务的前提和基础。试点先行是搞好政务公开的有效途径。政务服务建章立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等特点。服务什么、怎样服务是群众在政务服务中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务服务的核心所在。只有做到真公开、全公开、常公开,群众才会真正喜欢并且参与到政务服务工作中来。对政务监督长期存在着“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的问题。没有监督的政务服务不可能是真正的服务。“一带一路”的根基是民心相通。政务公开才能传承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服务。

    总的说来,“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服务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语境,正视我国政府服务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深刻的理论分析,找到的四位一体的服务职能路径对于科学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改革,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亮出了行政利剑。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域下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路径探析

杨 杨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一、当前政务服务标准化缺失无缝隙政府理论指导的表现及原因

    (一)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意识不强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展开的改革政府运动中,英、美等国家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政务服务管理标准化的实践。相比于世界发达国家,我国的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至今只有十几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尚处于不断探索之中。透过无缝隙政府理论的视角,不难发现当前政务服务标准化意识薄弱,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的困难之一。由于受到传统行政管理方式惯性的影响,不少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缺乏政务服务标准化的意识和动力,催生出一些障碍性因素:(1)标准化知识匮乏。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缺乏政务服务标准化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对政务服务标准化理解有限,对行政效能的提升认识不足;(2)标准化实践乏力。面对社会公众多元、个性化的政务服务需求,认为实行政务服务标准化会降低工作的灵活性,对政务服务标准化能否适应复杂的环境表示怀疑,在工作过程中不能恰当、积极的履行职能。

    (二)政务服务标准化协调机制不健全

    政府部门的政务服务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政务服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也涉及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的利益,同时也需要专业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协调配合,因而需要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推进。在无缝隙政府理论中,要求具有多技能、跨职能的协作团队,来共同响应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然而,目前政务服务标准化尚未建立起这样的协调机制。具体表现在:(1)缺少有足够权威的部门来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从而在顶层协调各方的利益博弈,形成政务服务标准化完整、统一的规划;(2)对于涉及多个部门利益的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由于缺少彼此之间的有效协作机制,致使很难达成共识,增加了实施的难度;(3)在实际的政务服务标准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专业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发挥的作用有限,没有形成与相关机构的有效的参与和配合机制。

    (三)政务服务标准化忽视互动关系的塑造

    政务服务标准化在实际的操作中,与无缝隙政府理论倡导的不仅要消除公共部门内部的“柏林墙”,而且要重塑公共部门与服务顾客之间的“无缝隙”关系存在偏差。具体表现在:(1)政府职能部门内部“柏林墙”依然存在。政务服务标准化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与无缝隙组织倡导的灵活的、完整的、透明的和连贯的政务服务供给方式相差甚远,未能以整体的而非各自为政的方式供给服务;(2)与社会公众的“无缝隙”关系尚待重构。政务服务在部门内部协调不力的同时,也基本忽略了与社会公众、企业组织等被服务者之间服务关系的塑造。将政务服务标准化当前只注重“组织形式再造”和“组织流程再造”,转变为切实以无缝隙政府理论的三种导向、七种管理工具为指导,走向“内外兼修”的阶段,是重塑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

    (四)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工具整合不足

    政务服务标准化作为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在实施的过程中,注重“组织形式再造”、“组织流程再造”和“时间敏感度”等管理工具的使用,而忽视了其他工具的重要作用。受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政府部门的政务服务工作向无缝隙组织所倡导的服务价值转变时,选取了最容易转变且可以被社会公众和企业组织明显注意的部分,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与无缝隙政府理论所倡导的七种管理工具的整合使用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二、基于无缝隙政府理论完善政务服务标准化的路径

    (一)提升对政务服务标准化的重视与支持

    针对地方政府政务服务工作人员都习惯从部门和职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政务服务标准化倡导的公众需求导向、服务结果导向认识不足的状况,地方政府应该进行“走出去”与“引进来”,提升政务服务相关人员的政务服务标准化知识和能力。具体而言:(1)“走出去”就是通过参加业务培训、专题教育、参观借鉴以及亲身实践等方式,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素质;(2)“引进来”是积极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专业组织进行合作,完善政务服务标准化的体制机制。同时,政府部门作为政务服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必须大力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各级部门以及人大等高层领导应该重视政务服务标准化带来的公共价值,加强对政务服务标准化的关注力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指引。

    (二)完善政务服务标准化的内部协作机制

    内部协作机制的完善是政务服务标准化发挥其作用的重要保证。参与政务服务的政府部门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应该按照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共同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的有效性,形成“统一管理、各司其职、合力推进”的政务服务协作机制。参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工作改革方案》的要求,建立起由召集人、相关部门负责人牵头,成立相应机构负责具体制定共同实施方案的制度,并且实现与相关专业人员、一线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治理。切实推进跨部门、跨领域和多方参与的政务服务标准的制定,充分实现治理能力和行政效能的提升。

    (三)塑造良性的政务服务互动关系

    政务服务标准化作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手段,其服务质量和价值判断离不开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良好的政务服务互动关系的形成,对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改进政务服务效果和实现更好的治理大有裨益。具体包括两方面:(1)政务服务的提供者。政务服务标准化的实际实施者——政务服务的提供者,对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的真实运行状况和实际效果最为清晰,在其作为政务服务工作人员履行政务服务标准化职能的同时,也应该享有提出建议和参与标准制定的渠道;(2)政务服务的接受者。公众作为政务服务的受众——政务服务的接受者,其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以及对政务服务标准化的整体服务价值的认知,是工作得以改进和完善的源泉。

    (四)整合政务服务标准化的管理工具

    从无缝隙政府理论的视角看来,当前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大多集中于内部组织(组织形式再造和组织流程再造)和时间敏感度两种管理工具的使用上。今后政务服务标准化改革的实践中,应该在无缝隙政府理论的顾客、竞争和结果导向的服务理念基础上,整合七种管理工具在政务服务标准化中的应用,并且细化到行政审批、政务公开、信息咨询和预防腐败等各个环节之中。切实发挥政务服务标准化对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益功能,提升政务服务的功能性、效率性、文明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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