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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年会之三:政务服务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个路径

——一个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分析

王 平 余文砚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一、“中华”:治理能力中的目标定位能力

    国名中的“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定位能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要实现的最宏伟目标。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指我们的GDP总量要位居世界第一第二,更要做到以人为本,让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步走战略来看,每走一步也都是人民利益得到实现的过程。1990年第一步走成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00年第二步跨越成功,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基本小康。2050年第三步必将顺利完成,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富裕阶段指日可待。

    一般来讲,人民的权利分为消极社会权利和积极社会权利。所谓消极社会权利,就是每个公民既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能得到社会底线的平等维护,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安全感。在一个消极社会权利得到维护的社会里,社会底线就像带电的高压线,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敢触碰。所谓积极社会权利,就是每个人的潜能和自由梦想,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消极社会权利是保护老百姓已经在手的权利,让老百姓过得有安全感,不痛苦。那么,积极社会权利,是让老百姓能够实现更多“手头”外的权利,能够生活的更幸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消极社会权利如果得到了切实维护,体现了“政治解放”,这是正义社会的基本要求。积极社会权利如果得到了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类解放”,这是正义社会的崇高追求。有这样一句歌词:“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飞翔。”如果消极社会权利和积极社会权利都得到了切实尊重,我们也可以唱出类似歌词:“(在保护消极社会权利的)底线之上,有多少(实现积极社会权利的)梦想在自由飞翔”。

    二、“共和”:治理能力中的协商民主能力

    国名中“共和”两个字,强调“凝聚共识与包容发展”。“共和”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载体,是近年广为人知的“协商民主”。本文称之为“共和”式协商民主。

    为什么有了表决民主不够,还要强调“共和”式协商民主和包容发展呢?根本原因在于,表决民主有优点,也有不足和缺陷。有学者指出:弥补民主不足的方法,在于引进更多的民主。正是这个道理,面对表决民主的不足,需要请来“共和”式协商民主予以补位。

    一般说来,表决民主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容易忽略少数派的正当利益,甚至容易引发托克维尔所言的“多数人暴政”。二是,容易忽略少数派的真知灼见,妄自尊大,忘记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教训。本文把第二个缺陷,称之为“多数人自负”。第一个缺陷,是价值观上的独断主义,第二个缺陷,是认识论上的妄自尊大。

    关于第一个缺陷,可从四点进行分析:一是表决民主在肯定了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同时,忽视和否定了少数人的利益和要求。这就使表决民主具有了不公正、不充分的缺陷。即表决民主成了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手段。二是这个多数的形成,有时并非基于对整体利益的肯定,而可能是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三是某种突发事件的发生,某种偏激情绪的煽动、某种外在力量的介入,也会造成一时的多数。这种多数往往被一些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获得私利的手段。四是,这个多数相对于少数有时只是极为微弱的多数。比如51%相对于49%的多数,甚至更少。因此,表决民主使少数人感受不到民主的阳光,这样做在削弱了民主的公正性和充分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民主的效率性和权威性。这种被多数“欺负”的少数必然产生抵制。

    只有引入“共和”式协商民主,并用它们去矫正表决民主的发展,才能走出“多数人暴政”的阴影,才能防范民主的三分之二去压迫自由的三分之一,才能既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又兼顾少数人的利益。“共和”式协商民主为什么有这个功能,这要从“共和”的内容说起。

    从内容上讲,“共和”,包括注重长远利益的共和精神和注重现实博弈的共和制度。共和精神,就是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有长远眼光,从而提倡包容,反对“多数人暴政”。共和精神告诉人们,从长远来讲,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占优势,也不可能永远属于“多数派”。所以,多数派就不要欺负少数派,要提倡“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共和制度,就是从现实角度,要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力量对比的平衡,也就是国际关系上讲的“均势”。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看到彼此的长远利益,也更愿意坐下来真诚协商。

    显然,用“共和”式协商民主统摄表决民主,所形成的表决方案,才是真正代表全体老百姓利益的包容式方案,才是真正体现了大家的共识,因而实施起来也才更有效率和权威。换言之,要解决人民内部“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协商的方式,互相包容,互相让步,努力达成共识或曰共赢的方案。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也正是这个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把“包容式发展”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都需要以包容式发展来引领未来发展,处理国家内部利益关系,理顺国际纷争与利益纠葛。

    关于第二个缺陷,也就是“多数人自负”,我们要认识到,多数派群体在人数上再占优势,其认识总有局限,其利益追求总有偏好。在有局限和偏好的情况下,要对复杂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或肯定或否定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必然是很难。硬要作出选择,也就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同样,也只有引入“共和”式协商民主,才能发挥“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作用,才能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才能走出“多数人自负”的致命道路。换言之,只有通过和少数派沟通、讨论、协商,克服了局限和偏好,才可能作出比较理性的选择,在协商、讨论、交流基础上的表决,才可能是理性的表决。亚里士多德也赞成博采众长式的决策。他认为: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少数人筹办的宴席;相似的,在许多事例上,许多人比少数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赵福生 候术山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首先,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整体化。

    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的整体化,首先必须加强政府治理的整体规划,包括政府部门业务的整体规划、数据的整体规划、服务标准的整体规划,这就需要基于大数据而展开顶层设计。其次,还要畅通数据通路,整合政务服务流程。要想实现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提高组织整体运作效率,就必须打破原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共享障碍,对政府机构组织进行整合,并对政府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优化简化网上申请、受理、决定等流程,缩短办事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对于需要补交的材料等一次性告知清楚,避免重复性事务及操作的发生。

    其次,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开放化。

    一应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开放性政府的首要表现和底线标准,没有信息公开、透明与分享,谈不上什么政府治理开放化。如果公民不能获得政府政策基本的价值追求、内容及其执行等信息,何谈监督政府和参与决策?运用“互联网+”可以打破传统政府地域、部门、层级界限,可以使信息及时准确的送达到民众手中,使之可以在信息的海洋中提取政府政务服务的信息,对政务服务过程及其结果做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的交互。这样既能更好的维护民众切身利益,提高政府政务服务的质量,又可以充分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民众的聪明才智,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以公开促落实,以公开促规,以公开促服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政府门户网站和实体政务大厅,集中全面公开与政务服务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通知公告、办事指南、审查细则、常见问题、监督举报方式,以及行政审批涉及的诸多事项进行公示。同时也需要明确指出提交的材料的名称、格式等相关信息。

    二应进一步推进对公众诉求的及时准确的回应。互联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可以实现直接参与,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证起功能的发挥,首先要加强网络回应分级化建设。根据诉求的内容不同、事件的严重程度不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可以选择不同的回应主体、不同的回应时间和不同的回应方式。对于一般性的公民个人疑问或意见,相关网络民意诉求是一项变动不居的工作,加快建立和完善网络回应分类分级处理,依据部门在恰当时间做出必要解答就可以;对于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网络舆情,可以由专门的网络发言人先做出应答,然后分门别类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具体、详细回答。其次,要做到回应方式平台化。构建一个受众广泛并具有良好公信力的回应平台,对于提升政府回应的效果将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个平台不仅仅局限于网络,可以虚拟平台与传统媒体平台相结合,打组合拳,同时,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时,虚拟与现实平台要实现无缝对接,网上网下齐发力,高效及时回应,引导网民正确表达意见。各级政府要依托政府门户网站,整合本地区本部门政务服务资源与数据,加快构建权威、便捷的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避免重复分散建设;已经单独建设的,应尽快与政府门户前端整合。要加强政府部门各业务系统与政务服务系统的对接,加强各平台间的互联互通。要积极推进平台服务向移动端、自助终端、热线电话等延伸,提供方面浏览,及时使用的便捷办事渠道与畅通的回应路径。

    三应进一步提高推进公众的政策参与广度和深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过程是多元利益主体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政府不能也不可能独占政策信息、话语的制高点并且垄断政策资源。通过调适利益关系,促成协商对话,共建公共理性,治理开放化能够巩固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基础与合法性。同时公众的参与体现在强化考核监督上,要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曝光纠错栏目,公开群众反映的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反馈处理结果。同时采取一定措施的正向激励行为,对于发现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群众,予以一定程度的奖励,实现正强化效果。

    再次,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实现政府治理协同化。

    实现政府治理协同化,应改变传统政府作为单一中心单打独斗的治理格局,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为各种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的开发途径,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凝聚力量。

    实现政府治理协同化,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建设起一个多元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来实现主体间信息快速传递与及时共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还应实现政务服务的动态化管理,改变传统政治管理中因固定流程而导致的政务静态化管理困境,更能适应信息时代,公共服务的跨界性、信息海量性和互动多主体性,有效地融合各方力量,使组织结构更具弹性、管理流程更具灵活适应性,将各个行政事务间的信息沟通起来,并进行协作。

    实现政府治理协同化,关键在于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与合作。根据我国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做好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使互联网在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二是根据网络发展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制定和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网络不断发展的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与流程,制定和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清理网络上不良现象,对网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怎样甄别知情权与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等诸多问题,做出更为明确的界定。

    最后,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智慧化。

    通过现代智能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系统,能够在掌握准确全面的数据是实时、快捷、方便的沟通交流平台,实现精准化治理。通过所获大数据分析,可使政府决策更快速、灵活、科学,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形成为群众服务的大数据资源体系。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渠道的综合分析,了解公众服务需求,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丰富服务内容,做好个性化精准推送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从而实现政府治理智慧化。




基于大数据视角的政务服务创新研究

陶国根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


    一、推进政务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弘扬数据文化,树立大数据治理意识。政务服务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变革,更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思想观念陈旧保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必然导致政务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的偏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极大应用价值,决定了作为政务服务供给主体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全面提高对政务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的重要性认识,积极树立以大数据为载体的政务服务理念,努力构建以大数据为核心资源的政务服务模式。因此,当前应该紧紧抓住大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契机,大力弘扬数据文化,积极地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和理论培训学习,推进政务服务部门及其管理者树立和增强大数据治理意识,以便在施政过程中盘活对政务服务有应用价值的各类数据资源,形成以大数据为有效支撑的政务服务决策导向。

    (二)做好顶层设计,出台大数据国家战略。大数据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发展涉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参考欧美、日韩等国家的经验,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行为予以推动,即进行顶层设计,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虽然意识上已经认识到了大数据的重大价值,但是行动上却并没有将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考量。近两年来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代表纷纷建言,尤其是2013年中科院十几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本国的大数据战略。因此,推动政务服务创新,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广大民意,尽快将大数据上升至国家战略。制定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规划是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2015年8月中国版的大数据战略规划——《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在国务院常务会获得通过,并已于同年9月向社会公布全文。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明确大数据发展的战略原则、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大数据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重点和保障措施等,统一大数据的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及应用和服务标准,可以协调全国各地大数据的发展步伐,避免大数据建设一哄而起,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

    (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政务数据开放与共享。推进政务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是实现大数据应用价值,推动政务服务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一是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立法进程。推进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必须通过提高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立法层次、细化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例外范围、理顺数据保密与数据公开的关系和加强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建设等措施,完善我国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法律制度。二是构建有利于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管理体制。我国政务数据被分散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要实现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就需要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但是,由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这种协商合作举步维艰。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成立一个由主要领导挂帅,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大数据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专门负责不同职能部门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破除制约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体制障碍。三是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网站。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网站,是世界各国推进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通行做法。如美国的Data.gov网站、英国的Data.gov.uk网站、澳大利亚的Data.gov.au网站和韩国的Data.gov.sg网站等。因此,推进我国政务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必须借鉴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尽早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网站。

    (四)坚持多措并举,保障个人信息与国家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与国家数据安全,必须从当前面临的数据信息安全挑战出发,坚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构建出一套集法律、技术、监管等多个层面于一体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一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立法。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之间的激烈博弈是制约大数据发展的突出难题,而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立法是化解这一难题的通行做法。因此,必须加速我国数据安全保护立法进程,尽快制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国家网络安全保护法》等法律,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环境下的数据安全保护纳入法律调整范畴。二是加强对数据安全的技术保护。核心信息技术的自主可控是保障数据安全的有效技术支撑。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对核心信息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核心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实现核心信息技术、关键零部件以及软件的国产化,使国内信息化建设摆脱对国外信息技术产品的依赖。三是加强对个人信息和国家数据的行政监管。政府必须健全监管机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标准和严格监管制度,为个人信息与国家数据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五)实施“外引内培”,加快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政务服务创新,必须坚持“外引”和“内培”相结合,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人才工作机制,积极推进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为改善政务服务质量,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一是将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要充分认识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战略,制定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规划,明确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实现路径和基础保障。二是加强政府部门大数据人才的引进。要充分利用国家现有的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如“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聚海工程”和“双创计划”等,积极鼓励和支持政府相关部门从国外引进一批活跃在大数据技术发展前沿,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专业人才和队伍。三是加大对政府相关专业人才的大数据培训力度。人才工作,仅依靠“外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大“内培”力度,将大数据知识纳入公务员的常规培训体系。政府要依托高校的知识储备力量和企业的技术应用经验,积极探索政府部门相关专业人才大数据培训的“政校合作”和“政企合作”模式,强化政府、高校和企业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中的互动合作,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大数据应用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政务服务创新中的推动作用。





行政文化的传统属性及其现代化转变

夏孝义

甘肃行政学院纪委


    一、要在进一步实现从人治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上下功夫

    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的自由裁量偏大等,主张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者、贤人通过道德感化进行治理。这种行政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表现为官就代表法,法服务于官,法缺乏对权力的约束。而法治行政文化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治理国家,法治型行政文化是现代行政的基石,要求行政工作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以法律至上为最高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官员与百姓一样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各种行政权力的运行边界界定清晰,对权力依法监督,严格控制。从法治行政文化的过程看,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应同步进行。市场化可以给中国的法治政府提供经济制度条件,而中国政府的法制化,也可以给市场化提供秩序。因此,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在理念上向法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变,以此指导公共行政,并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二、要在进一步实现从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上下功夫

  

    全能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积极的行为主体,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是被动的对象客体;政府有责任包揽它有能力做的一切社会事务。在全能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政府无所不管、政府权力无限的管理格局,最终因为政府提取公共财力的调动资源能力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责任的无限性,使政府处于“管不好”、“管不了”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实行由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有限行政的意识,完善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即宪政约束、民主约束、财政约束、分配约束。向有限行政文化转变,还要求政府培养市场经济的意识,改变“吃大锅饭”、“父爱主义”、只讲收益不讲投入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逐步树立科技意识、竞争意识、成本意识、效能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等观念,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接轨、旨在确立有限有效政府的制度。

    三、要在进一步实现从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上下功夫

  

    管制型行政文化从传统的管制型行政体制演变而来,适合于集权型的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具有无所不包的行政责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随着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传统的管制型行政失去了意义,企业和民众成为市场和社会的主体,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从而,提倡政府转变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行为,从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要实现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需要健全行政民主监督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黑箱”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使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制度、法规、程序行使公共权力,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通过公开的行政模式这一“玻璃屋”实现法治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在广大行政人员中的内化。

    四、要在进一步总结行政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上下功夫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就是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基本道理。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行政文化是行政实践的精神成果,是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如何才能把这一行政文化的本质属性内化为科学理性的实践诉求,即体现文化发展自然规律,需要把握好三点:一是需要积极挖掘与弘扬传统行政理念和行政道德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如“民本”、“清廉”的行政理念,“重义轻利”的行政价值观、追求人格完善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等,将其与现代行政管理实践相结合,融入现代行政文化体系中。二是借鉴、吸收国外行政理念和行政道德中合理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分,构建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文化体系。三是要运用现代组织管理学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对行政人员的需求、观念和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培育,促进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的形成。





国家有效治理的现代性困境与超越

臧乃康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南通大学地方公共政策研究所


    跨越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困境

    1、释放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均衡

    如何释放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均衡。第一、社会逐步摆脱国家的强势控制,增强公众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现代宪法最基本含义是对公共权力约束、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支持、保障。增强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现代性在于,将规则和秩序统一于社会,整个运作及其结果符合并统一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到利益关系的多元走向、社会权力的分散制衡、组织形态的异质独立,公共组织目标定位在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第二、聚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理性,拓展社会政治共同的公共空间。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发展到界限清晰的时候,合作逐渐成为主导性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现代社会政府创新的趋向,两者合作围绕着公共利益进行的。传统体制下,政府行政无法有效地回应日益增多的公众需求,而第三部门包括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提供有效的、低成本的、高质量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治理多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均衡、合作治理才能使得国家治理更为有效。第三、完善社会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共建、共享。倡导合作治理是因为市场失败与政府失效的同时存在,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仅仅依靠国家计划和命令手段,无法达到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不能促成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最优、共享。“既存的非正式社会规范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功用,其灵活性与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符合改革需求与发展现实”,显然,政府、市场、公民、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社会规范都应呈现在公共生活共同体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到最佳、最优状态,克服和减少社会转型期的现代性障碍,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2、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必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权力,一是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做比较清晰的区分,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执政党依法执政,治理主体不能随意越界。如果将市场和社会中自主的部分过多的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成为治理体系膨胀扩张正当性理由。二是减少行政层级,权力下移。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的信息掌握最为充分,提供公共服务时具有针对性,要通过减少和权力重心下移,解决减少中间环节的信息流失和监督困难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主要包括着,制度性、系统性、契合性。由于现代社会的外部的政治支持是行政机构的主要权力源,来自舆论、公众、利益集团、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等方面。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能够协调国家与社会不同治理主体的关系,并将不同层次和领域的治理子系统链接起来,各司其职,有序互动,进而实现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和高效化,奠定提升治理能力制度基础。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要妥善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政府间合作关系,在提升政府治理整体效能的基础上,形成治理主体多元的平面型的网络治理模式。

    3、超越现代性的困境,提升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超越现代化的困境就是要摒弃原有的单一、封闭、人治、强制、等级的管理范式,选择民主化、网络化、法治化的治理路径,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一是民主化治理路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36年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当下的中国已经从“精英政治”转向了“大众政治”,人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新常态。现代国家治理实践表明,没有科层管理,社会就会混沌无序;忽略了政治诉求,公仆会成为官僚,群众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只有将“科层治理”转变成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才会有民意基础。在一个分化转型的社会,民主既是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有效治理的资源,也是维系动态的政治稳定,增强制度弹性和活力的源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前提。

    二是网络化治理路径。中国的科层制从设计到运行都没有达到规范性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显科层制的有效性基础的松散。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网络社会,由层级的正式关系和政治系统的内部要素,转而兼顾以包容、利他、互惠、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公共组织的用途和目标是为政府履行社会资源整合、分配功能提供组织支持,它在与社会广泛关联中逐渐确立了作为社会最主要的荣誉、地位、公共信任、社会尊重、心理凝聚感的载体的地位,它反映了社会规范的严格要求,它肩负着把社会导向一个稳定有序、角色明确、关系明朗的价值方向的社会责任。”网络治理模式成为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三是法治化的治理路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通过限权制权,使权力纳入国家的法治框架,以法治对社会生活的调控,从而有效保障社会的正常有序地运转。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定,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秩序。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后者也是法治化的存在形态之一。这就是说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发挥法治的指引、规范、推进和制约作用,要以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目标,这是国家治理持续、高效、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电子政府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许奕锋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战略研究

    (一)在目标层面上,推进科学发展战略

    宏观上来说,我国建立电子政府的短期目标是实现电子政府7—24模式即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跨时空服务,长期目标是重塑政府和公众、商业的关系,实现政府在工作方式、管理信息方式、行使职能方式以及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方式的真正变革。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应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电子是手段、政务是根本的基本原则,统一规划,分步推进,注重实效,安全保密,发挥电子政务对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作用,注重对改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作用,以提高应用水平为重点,以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以采用先进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提高政府在公文生成、处理、传送、办理及信息共享和其它政务业务方面的时效和质量为突破点,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全面提高政府机关的办公效率,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更好地为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

 

    (二)在技术层面上,推进共享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电子政府标准化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一是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将需要大量的网络通信、网络安全、网络管理、网络互连等方面的标准,还有信息技术标准、设备标准和接口标准,以确保信息化所需技术的健康发展。二是在应用系统工程的建设中,所涉及的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信息安全、EDI、电子商务、文本描述技术、编码与编码技术等。在开展数字标准化工作中,一方面要抓紧与国际标准技术接轨,关注国际信息化标准化发展现状与趋势;另一方面要采用国家(行业)标准化已有的成果,积极推进对电子政府应用工程项目的标准化审查,为电子政府创造有序地发展环境。

    (三)在管理层面上,推进系统发展战略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源整合。政府及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子政府建设,切实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电子政府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政府主要领导要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及时指导工作运行。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要深入实际,及时掌握电子政府建设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政府各部门要落实专人,全程抓好本部门数字化建设工作。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本部门数字化建设任务的完成。政府办公自动化中心要履行职责,主动工作,切实发挥指导、监督、检查、协调、组织作用,保障电子政府建设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转变发展理念,建设开放政府。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政府有获取信息的需求,公众也基于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和个人发展,强化了对政府信息的需求。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收集、整理、生产、应用、扩散的机构,其拥有的信息是与公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向国家要求信息公开,是公众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即知情权,反过来,公开信息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社会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与政府信息供给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利益衡量上,政府信息公开显得尤为必要。

    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业务水平。资金是电子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保证。电子政府建设牵涉到人、财、物等多种资源,电子政府管理体系必须一方面保证国家财政对电子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保证有关的资金不被挪用或滥用。

    抓好教育培训,消除“数字鸿沟”。首先,要加强对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使他们全面了解电子政府理念、网络和安全体系建设知识,自觉运用政务网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决策事项,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成为使用者和推动者。其次,要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自动化办公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基本了解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较好运用电子政务各项应用系统开展工作。第三,要加强对电子政府建设和维护人员的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网络建设和运行、应用开发和推广、网站管理和维护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及时把握国际上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通过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普及信息知识。增强公众的信息意识,按照“以民为本”、“宜人为先”的原则,从基础设施、能力培养和服务改进等方面多管齐下,使电子政府的服务对象覆盖整个社会层面,消除“数字鸿沟”,让公众都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知识和有效信息。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保障体系。我国电子政府方面的立法则明显滞后于实践的要求,推行电子政府主要依靠一些政策性文件进行。为保证电子政府的长期健康发展,我国应尽早制定规范电子政府管理体系的专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电子政府管理的责任、权限、任务、目标和程序方面的要求。





以大数据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徐长安

兴安盟委党校综合教研室


    应对大数据: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破解之道

    (一)加强大数据顶层设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

    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打造“数据中国”。网民来自人民,网民也是人民,网民上了网就是民意上了网。大数据将成为引领未来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各级党委政府不仅要始终把互联网+作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要把网络空间作为展示党的形象、稳固执政地位的广阔天地和新生沃土。我国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先后启动大数据行动计划或成立大数据联盟,以促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麦肯锡的大数据研究报告称,大数据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已经渗透到金融、健康、住房、交通、教育等重大民生领域,正在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加强大数据建设有利于提升政府工作效率,提高透明度,打破体制障碍;另一方面,大数据可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对民众服务的环境,营造一个创新的激励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些都能更好地完善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议我国从国家层面设计大数据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引导和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对大数据的研究和利用。

    (二)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应用,促进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和治理常态化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载体,大数据本身也将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应用。这些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相融合,以政府为主导、技术型企业为主力、公众参与为纽带,形成覆盖有线与无线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络、各种使用终端在内的社会化统一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治理难题;针对不同社会细分人群,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和管理。同时建立数据库资源的共享和开放利用机制,不仅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也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反馈,不断扩大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使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与科学治理常态化。

    (三)积极引导公民合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对于世情和国情的把握,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问题,是政府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前提,这些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能很好的把握这一机遇,国家将在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上面将会上升一个台阶。大数据时代,以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为出发点,为公众提供更好的的服务。大数据的多样性与高速性特征,决定政府要准确地把握数据流动方向,扩宽数据从政府流向公众及其他组织的方式,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秉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大数据对于实现我国的各项事业的腾飞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积极影响。通过大数据技术,政府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与意见征询,使公民的建议和意见及时汇总到政府信息库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使决策不再是政府单一的行为,为科学的决策提供社会基础。

    (四)培育大数据专业人才,拓展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参与阵容

    人才素质的高低、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大数据信息的搜集质量和分析使用的效果,拥有一批具有大数据思维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实现大数据战略的前提与保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大数据下技术研发和管理应用,客观上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主体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发展。李克强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强化安全意识。政府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相关产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人才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过程中大数据方案的广度和深度。为此必须积极强化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依托高校的知识储备力量,通过培养一批既政治作风过硬,又熟谙大数据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并将其选配到国家治理工作岗位上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大数据分析队伍,使其在国家治理岗位上发挥用武之地,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作出积极贡献。





提升国家能力体系建设的思考

高安宁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


    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呢?

    一,能力体系建设主要靠个人团体的能力素质完成。一个国家的能力是国家众多人能力的综合体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党派的能力综合成为一个国家的能力。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就要使每个个人,单位,团体都要实现现代化,这一现代化决定于我们每个人的素质,水平的高低程度,实现个人能力现代化,就为实现国家。能力现代化完成了一大步。个人水平的现代化,单位、团体、事业、企业、党派才能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个人素质水平的现代化,个人能力现代化就要大力培养各种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培养。优秀人才要在技术水平能力素质个人素质表现上都要与国家社会时代要求相一致,适应社会国家发展。国家每个人的能力素质水平都提高了,每个人的个人水平发挥出来,单位国家能力体系就自然提升了,就自然实现了国家能力水平现代化。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主要是个人能力体系现代化。有的人讲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主要是在政策、律,办法、制度上,而这些水平高的制度办法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优秀人才制定研制出来的。高级人才的总量和质量决定了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水平。

    二,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要实现个人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依法治国,消除人治制度。国家许多部门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在用人制度上,部门领导个人特权权力腐败使用人腐败,能人不能到位,庸人执政,最后导致国家能力体系下降,水平不高。胡锦涛同志曾讲过我国我党存在能力欠缺的问题。我们国家要实现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就要在干部选拔上实现现代化。干部选拔大体上是人治一套,没有量化,没有从量上确定干部,这种办法人情因素太多,使许多没有能力的干部混进干部队伍导致国家能力体系弱化。在全国科技部门能力体系还能体现出来,一个人能发表多少高水平科研成果,能有多大的科研能力大体上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这种评定教授的制度量化,大体上能够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我们在其他用人制度上能否用这种办法选用人才,把有能力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是一种量化制度。在教育卫生等科技部门我们能否把实现私有化选用人才,能有效防止人情关系把无能之辈选用而损害国家自己得利的事情。这些都是国家能力体系弱化的原因。私有化单位是个人或某些个人集团,他们断然不可能把无能力的人选用导致单位能力体系下降。总之国家能力体系提升就要是国家的制度政策能把优秀人才选用上来,实现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

    三,国家能力体系现代化,就要消除国家腐败之风,落后之风,实现现代化。中国古人讲:学而优则仕,但中国古人也讲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个国家的能力水平就是要有能懂科学道理的人才来治理。古人讲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在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科学知识的风气。如今官场屡屡出现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就是没有把进入官场的人员能力体现量化出来,没有量化的制度和制约官场腐败的体制。量化才能素质,就能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干部考评就要量化。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就是靠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当了大官。这是我们国家用人制度不科学腐败的结果。干部选拔要量化把有科学能力,技术水平品德高尚的人才选拔出来,就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消除腐败,就能实现消除权色交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不良现象。一个科学的制度能诱导人们的行为能力,实行量化选用干部,一定能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出来,能诱导整个国家的人民用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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